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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外贸兴衰史

澳门到珠江一途,外国商人走过了人口稠密的农田和市集,但是直到他们抵达广州,才算到了大城市。我们之所以把1700~1842年中国南海一带的贸易体系称之为“广州体系”(Canton System),正是由于这座城市起到的重要作用。广州(Guangzhou,欧洲人叫Canton),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之一,历史悠久,在西方人到来前的一千多年里一直是行政和贸易的中心。从阿拉伯和波斯来的商人住在专为外国人划分的区域,这一区域从8世纪的唐朝就有了。广州和很多中国传统城市一样,中心区域和主街围在高大的城墙内,城郭外是众多集市,附近村落和远处港口用河船紧紧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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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占地面积广阔,人口众多。这幅图片大概绘于1800年,其中大多数建筑是两到三层,兼作住房和门面。宝塔兼作五层的碉楼从这座城拔地而起,周围群山环绕,山上是村里的房子和警卫室【用词不当,求高手】。画中特写前方景色,外国人被限定在沿河几亩大的区域活动,河岸树着些外国国旗,河边泊了数千条贸易船。中国南方很多沿海城市早已为印度商人和中东商人设有外国人居住区,这些人来中国贸易已有好几代了,西方人不过是来得最晚的那一批罢了。

“有外国工厂的广州”,约1800年,中国佚名画家

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 [cwC_1800c_E79708]

中国把城市设计成彼此隔开的环境,为不同目的划出不同区域。官府往往在城市中心,坐北朝南,面向子民。宽阔的林荫道把民居区彼此隔开,这些民居区往往有大门。集市在内城遍布,然而很多商业活动是发生在城墙外。倚靠江河而建的城市码头,成簇成簇的船舶扎堆停靠,从小舢板到大帆船都有,商人们在河流和城墙间为生意奔波。广州的外国人区正是坐落在城郭与河流之间,与中国典型的南方城市规划和谐相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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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英国人制作的广州地图突出了城墙,以城墙划分“老城区”和“新城区”,顶部是“五层碉楼”,底部是中英双语标注的河流珠江,写着粤语“Choo-Keang”和英语“Pearl River”。右上角的文字是:“广州城及城郊规划图,显示主要街道和一些地标建筑,由中国人测量,经比例放大后进行补充和参考。作者W·布莱姆斯顿(W.Bramston)。后收入英女王的主管办公室广州分部,1840。”【原文是 “A Plan of the City of Canton and its Suburbs Shewing [sic] the principal Streets and some of the conspicuous Buildings from a Chinese Survey on an Enlarged Scale with additions and References, by W. Bramston, Late of Her Majesty’s Superintendents Office at Canton, 1840.”觉得理解有误,求高手解惑】

英国人的广州地图,1840年,作者:W·布莱姆斯顿

香港艺术馆(Hong Kong Museum of Art) [cwC_1840_AH64115]

明朝时限定西方人在澳门贸易,但清朝在18世纪时扩大了他们的贸易区。清朝统治者是中国东北的满族人,他们在17世纪攻下了汉族统治的中国都城。来自边疆的满人惯于和不同民族打交道,令不同族群各得其所。他们把很多外国人叫做“进贡者”,意为出于感激皇帝德政而进贡礼品的人。18世纪来中国贸易的西方人也在其中。在清朝官员眼中,西方人也不过是些仰慕清朝昌盛国运,想靠这种关系分一杯羹的数百他国人中的某某国人。

17世纪初,荷兰人和英国人就想像葡萄牙人在澳门一样,在中国取得贸易特权,但是清朝统治者直到1683年取得台湾的控制权后,他们才获准常规进出。然后中外开始洽谈几个港口的一般贸易条款。到了18世纪初,广州成为最便捷的港口,不论对国人还是外人。只要是在政府的监管下平稳、可预期的外贸,满清朝廷并不反对。清廷任命海关监督,或称“户部”(“hoppo”),负责征收关税和维护广州贸易秩序。由于广州人已经和澳门的葡萄牙人交易了一个多世纪,他们接受起新来的贸易者毫无困难。

1741年清政府要求贸易季结束后所有外国人离开广州回到澳门,以便加强控制。1757年后清政府更是正式限制广州的所有贸易。外国商人对此怨声载道,但18世纪贸易稳步增长的事实表明,尽管有种种规定限制,他们仍能在生意中获利不少。

而在广州,外国商人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中国方面则有一个特别的行会——公行(the Co-hong),垄断与外国人的贸易往来。这些行商给户部缴纳了大笔钱银以独揽外贸特权。尽管清王朝的皇帝们对外国商人敬而远之,他们却从中获取了巨额私产。贸易所得的关税直接归皇室所有。

清朝要求外国人像之前来中国的前辈一样,住在城市单独区域。外国人住的地方叫做“工厂”(factories),包括了居住区、仓库和贸易办事处。(这些所谓的“工厂”并不生产东西,这个名称来自“factor”,在旧式英语里指“商业间谍”。)汉语叫“洋行”(hongs),或者商铺。这些洋行在沿河排布,挂着不同的国旗。英国人是最先到的,然而不久后,奥地利人、丹麦人、法国人、西班牙人、瑞典人和美国人都来了。整片区域得名“十三行”(“Thirteen Factories”)。洋人区曾于1822年、1841年和1856年屡遭焚毁,在那之后便迁入更远处的河上的沙面岛。江边一字排开的外墙迥异的工厂,还有江面大小不一、外形各异的成群中国船舶(后来也有外国船舶),都成了国内外艺术家画纸上的常客。查尔斯·涂古德·唐宁(Charles Toogood Downing)写道:“对游客而言,广州江面的船只无论何时都分外新奇迷人。”他尤其钟爱夜幕初降时,“当每条小船,驳船,还有舢板被晚霞点亮,一天中甲板上最喧嚣熙攘的时刻到了。”

同一处景色的变化

早期的广州港口和洋人区,作者托马斯·丹尼尔(Thomas)和威廉·丹尼尔(William Dani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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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沿江的外国工厂可以通过其国旗轻松识别。托马斯·丹尼尔(Thomas Daniell)和他的侄子兼学徒威廉·丹尼尔(William)于1785年八月下旬到达广州。这对艺术家在去印度时途经中国,在这里花了几个月时间写生。他们在1793年返回英国后,将部分写生画作改编成了版画和油画。最上面的画作最有可能绘于1785年,表现了广州早期的景色。显然画上没有美国国旗,因为到1788年才有第一家美国洋行。下面的油画上,尽管船只经过大幅改动,仍是基于上图创作的。

“广州的欧洲工厂一景”,约1785年

作者:威廉·丹尼尔和托马斯·丹尼尔


顶部:约1785年,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cwC_1785c_M10474]

中部:1805-1810年,英国国家海事博物馆(National Maritime Museum)[nmm_1805-10_ZBA1291]

底部:1805-1806年,香港艺术馆 [cwC_1805c_AH6424]


在广州这个古老而拥挤的中国城市中,外国人尽管受到重重限制,却仍是中国商业生活的一部分,也是这座城市的一小部分。从他们的工厂可以窥见一个广阔富饶的大陆,这些财富使得所有困难都是值得的。他们和中国的同业一样承担着火灾、病痛和社会动荡的风险。他们迫切渴求能更深入中国内陆,然而近150年过去了,他们仍旧无法走出遍地是金的洋人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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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5年的汤碗上精心绘制的“洋行”(显示在放大的细节图)——中国人对坐落在广州的西方工厂的称呼。广州第一家欧洲货仓建于1748年。货仓大门朝向江边,那儿有许多支持外贸的中国小船。碗的外壁还绘有部分贸易国国旗,这些国家有荷兰、法国、奥地利帝国、瑞典、大不列颠和丹麦。

白瓷汤碗,中国,约1785年

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 [cwO_1785c_E75076]

尽管工厂令人难忘的外墙模仿了西方经典设计,然而外墙内的工厂看起来和典型的广州商业建筑没什么两样。一条狭长的走廊通向中庭,两侧是房间。中国承包商几乎提供了所有建筑原料,包括低烧结砖、屋顶的瓦、铺路石、石灰、铁,大理石还有竹子。英国自己带来柚木的实木窗户、实木楼梯,铁质门锁、铁炉子和玻璃窗。小小的庭院散落在建筑群中。卧室在楼上,店员的房间则较为简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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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罕见的洋行内部图展示了其最重要的办公室——品茶室。因为茶是中国最重要的出口货物,所以需要受雇于洋商的中国专家鉴定茶叶品质。

“惠特曼洋行(Whitmans Hong)的品茶室”,于1888年

作者:华纳·瓦恩哈姆(Warner Varnham)

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 [cwT_1888_M20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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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的视角特殊,是在港口俯瞰屋顶。右侧的猪市巷是一条繁华的购物街,水手们最喜欢在这儿采购米酒,图上仅画出街边小贩摊位上晾晒的衣物,暗示有两个洗衣服的人。

“透过外国工厂屋顶看到的广州全景图”,约1810年

未知艺术家,可能是托尼奎(Tonequa)

香港艺术馆[cwC_1810c_AH892_Roof_sc]

中国船只大小不一,小到住着一家人的低矮舢板,大到飘着国旗载着命官的巨轮。最大的中国船属于“户部”,即官方任命的海关监督。海关监督负责征收外贸关税并直接上交皇室,因此受到严密监督。海关上下不断同走私和非法货品贸易作斗争。海关监督巡视港口时,各船就蜂拥至这艘大船下。因为西方人自己不能把自己的大船沿河驶入广州,河面就成了中国船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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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部”是指广东省海关监督,他在港口最大的船上,负责让贸易顺利进行,同时打击走私。海关监督前来视察时,商人和地方官员纷纷奔走相迎。“户部”可以直接面圣禀告,但外国商人想接触他则只能通过行商引荐。

““户部”归来图”,18世纪晚期,中国佚名画家

香港艺术馆[cwC_1760-99c_AH64196_Hoppo] 

洋人对艺术的需求

这些外国商人对新居很是着迷,于是请中国画家为“洋人区”作画。油画对中国画家来说是个新鲜玩意儿,但他们很快就掌握了这门技术,并为这些外来居民和出口贸易作画。


供外贸出口的油画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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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的欧洲人十分渴望将自己在珠江流域生活的时光记录下来留作纪念,而中国的画师则通过把西式风格融入中国传统的人物山水画法,积极地回应了这种需求。这幅广州画室的图片表现了画师用不同纸笔对油画大量复制的场景。只有极少数的画师能从这些美学流水线上脱颖而出,廷官(Tinqua)(一位画师,不是和他同名的行商)【译者注,此处同名应该是指英文名字相同,同名行商是陈汀观】做到了,他经营着19世纪中叶最大的出口画作坊。

关连昌(Guan Lianchang)的出口画作坊,关连昌就是前面提到的廷官(活跃于19世纪30年代~70年代),广州(Canton)。

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cwSHOP_E835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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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这名画师在临摹一个欧洲人肖像,是在一块玻璃的背面绘镜像图。著名画家史贝霖(Spoilum)在学成这项技艺后,于1770年前后开设了自己的画室。

“在玻璃上作画的画师”,约1790年,中国广州

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 Albert Museum)cwPT_1790c_2006AH3875_VA]

史贝霖(也常称其中文名字关作霖(Guan Zuolin)),是这些广州画师中最具才华的,他学习了欧洲的玻璃镜像绘法,并在1770年左右开始了油画创作。他能在玻璃板背面绘出欧洲版画的镜像图,尤其在画以西式景观为背景的欧洲肖像时特别专业。史贝霖才华惊人且多才多艺。他的西方商人肖像,往往坐着两三个小时就完成了,每幅能卖10美元左右。他还为中国行商像Eshing【这个译者遍寻度娘,没找到准确的中文名,望熟悉这段历史的读者纠正】和潘启官(Puan Kee Qua)创作了若干著名画作。他是一位真正走上国际舞台的画家。他的画作能进入英语国家的寻常百姓家,或是置于麻省的塞勒姆的船长家,或是安睡在广州行商的宅院里。19世纪中叶,他的传人,包括孙辈的林官(Lam Qua)【译注,即关乔昌】在内,继续创作了大量肖像画、风景画以及微型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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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商人Eshing(左),及塞勒姆的理查德·惠特兰船长(Richard Wheatland)(右)

史贝霖创作的商人肖像,1800~1805年

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cwPT_1800-05_M364_Eshing_sc] [cwPT_1800-05_M22879_Wht_sc] 

尽管外国人无法进入这座城市的其他地方,但是他们可以靠中国合作伙伴一窥城市的全貌。大多数西式油画集中表现洋行自身,但还有部分油画表现广州周边的风景、港口和服务洋行的船只。外国人对此相当感兴趣,因而中国画师将广州风景融入到一些中国传统艺术品如扇面、碗面和漆器当中。他们在出口瓷碗、小雕像、涂漆桌子、银质杯子和象牙雕塑上刻画广州风光。海员和船长们都极愿意带上这些作品,他们还遵照家里妻子的吩咐在广州采购特定商品。在《番贵在中国:1836~1837年中国见闻录》(The Fan-qui in China,in 1836-7)【未找到官方译名】一书中,查尔斯·涂古德·唐宁评论道:“我们的水手带了大量装饰性的玩意,通常还会带上好些华而不实的样品,好让沙德维尔(Shadwell)和布莱克沃尔(Blackwall)的美丽夫人们晃花了眼。”本杰明·谢里夫(Benjamin Shreve)是一名年轻的美国船长,在广州期间他不单忙于茶叶和丝绸的散装贸易,还花了大量时间扫货。他的购物清单上包括龟壳制成的梳子、中国碟子、漆器盘子,还有为航行赞助商的妻子们收集的丝绸花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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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约1805年的玻璃镜像油画只绘出了洋行和河流,并未绘出其后的城市。

“广州的洋行”,约1805年

玻璃镜像画——玻璃上的油画,佚名中国画家

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 [cwC_1805_E78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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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行碗”上既有中国人,也有外国人,上面描绘是广州洋行。这种碗是1760~1800年间最畅销的出口瓷器之一。

瓷质汤碗,中国,约1788年

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 [cwO_1788c_E814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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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套四个雕漆嵌套桌中的一个,其上分别描绘了广州、澳门、虎门(Bocca Tigris)和黄埔(Whampoa),年代约在1830~1845年间。图像中心是用大大的围栏围起的美国洋行的花园。高质量漆器的制作工艺和瓷器一样,最先由中国、日本和韩国掌握,而后出口到世界各国。欧洲人尝试仿制,却不如亚洲人设计的雅致精美。漆器的常见题材是传统中式风景画,但洋人区的场景吸引了众多买家。

绘有广州风景的雕漆嵌套桌,中国,1830~1840年

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 [cwO_1830-40_E8075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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